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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飘香】中国书画艺术之乡——通渭
更新时间:2018-08-01 19:02:05  |  来源:通渭纪检监察网  |  点击次数:23460次

书画同源,我国所独有书画艺术,历史悠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文字与画图在当初本无异同,传说上古时伏羲画卦、仓颉造字,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但伏羲仓颉的时代,距今约五千年,而中国绘画艺术,可以追溯到距今六七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如彩陶画《鹳鱼石斧图》、仰韶文化彩陶鲵鱼纹瓶。书法是中国文字一汉字的艺术,最早的书法艺术是一一些刻画符号、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在文字萌生的同时就有了书法艺术。早在八千多年的黄河流域磁山、斐李岗文化,大地湾仰韶文化彩陶上,有较多的类文字符号。这种符号,是先民们的交际功能、记事功能与图案装饰功能的混沌结合,虽非今人所能识别,但确是文字的雏形,最古老的书法艺术。而约五千年左右的新石器大汶口陶器符号,四五千年左右的马家窑彩陶符号,马家窑半山类型彩陶罐,上面所绘“”形符号与甲骨文、金文、《六书通》“巫”字的比较,已是可识可读的汉字,可以说七八千年前就有了中国的书画艺术,到五千年时已相当成熟了。

通渭县位于甘肃中东部,与天水市秦安县毗邻。而秦安县是伏羲、女娲的故里,伏羲画八卦、创书契、造文字,称之为中国最早的书画家应不为过。严格按考古程序发掘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在地面以黑颜料绘有表现庆祝猎物丰收的大型地画,距今已五千多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独立存在的绘画,可谓中国第一画。与大地湾相距不到一百公里的通渭县,应属同一文化圈,以彩陶闻名的马家窑文化、玉器发达的齐家文化遗址遍布全境。丰富繁缛的彩陶图形及其象形图画,复杂多变的刻划、彩绘符号,可视为此时的“书画作品”现藏通渭县博物馆马家窑文化变体鸟纹彩陶瓶、弧线锯齿网纹彩陶壶,色泽艳丽,线条流畅,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齐家文化菱形纹双耳彩陶罐上“”形符号,虽然不能释读,但已是图画文字,证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的先祖,与其它广大地区的先民一道,在生活生产劳动中,共同创造了璀璨的文明与丰富的文化,通渭的书画艺术有着长远而厚实的历史渊源。

商朝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即甲骨文,是最早成体系的文字形式。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尔后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等,各种载体,多样书体,相互借鉴,各自省减,筛选淘汰中定型,开始了有序发展。经商周、战国、秦汉,汉字发展演变到魏晋时,篆、隶、草、行、楷等诸体完备,真正进入书法艺术时期。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以线条美这一书法艺术的主要审美特质,在此时已基本确立。

秦先祖赢非子因为周王室牧马有功而受封秦,其中心在今天水陇南一带,是西周到春秋中期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秦文化的发祥地。赢非子曾牧马的放马滩,出土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木板地图、竹简、纸地图等一大批重要文物。木板地图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在这块地图上,包括了今天通渭县的大片面积,证明此时期的通渭属秦的统治之下。

两汉时期是书法成熟并产生书法家的时代,也是甘肃书法史上的鼎盛时期。在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产生了草圣张芝和第一个书法批评家赵壹(赵壹的《非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书法论文),以及著名于书史的仇靖、索靖等众多书法家,留下了汉隶经典《西狭颂》。

两汉和魏晋南北朝也是绘画的成熟时期,更是甘肃绘画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域外文化的输入与本士文化所产生的撞击及融合,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诞生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和塑像,让无数后来者倾倒。面对这么壮观壁画,可惜我们却无法知道哪怕一个画家的名字。

处于天水敦煌之间的通渭,战国秦汉时也进入最历史繁荣时期。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筑长城以拒胡”,自南向北贯穿通渭;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设天水郡,郡治平襄即今通渭城区。东汉时出生于通渭的秦嘉徐淑夫妇,可谓中国最早的夫妻诗人,他们为五言诗的成熟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现虽无法一睹其书法真容,但可以想见,诗人的手笔应该是柔婉流动、别具风味的。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原因,境内此一时期的文字遗存却寥如星辰,零星半点。兵器、铜镜、铜印、钱范、瓦当、佛造像等器物上遗留的半字只语,亦弥足珍贵,记录着通渭曾有过的历史辉煌。秦铜矛阴刻“££”二字,根据古人好把自己名字刻在所使用武器上的习惯,如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上,用鸟篆刻有“越王鸠浅(勾践),自作用剑”八个字,可知应该是铜矛拥有者的名字,可惜未能释读。镌刻爽利,笔法娴熟,属金文体系,是遗存通渭境内的最早文字实物。汉“完”字瓦当,为一小篆体“完”字布满当面,线条摆布和谐匀称,布局讲究,显示出汉代质朴浑厚的艺术风格。北魏彩绘石佛像,色彩艳丽,人物眉目勾勒清晰,笔墨生动,是一千五六百年前通渭民间艺术家的得意之作。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书法进入历史巅峰期。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颠张(旭)狂素(怀素)的草书,众峰林立;绘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山水画、花鸟画已发展成熟,宗教画达到历史顶峰,并出现世俗化的倾向。人物画以表现贵族生活为主,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造型。到五代两宋时,人物画已转人描绘世俗生活,宗教画渐趋衰退,山水画、花鸟画跃居画坛主流。而文人画的出现及其在后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方法。

从甘肃地区来看,唐宋时期仍然出现了很多书画大家,首先特别一提的是一代帝王李世民,祖籍陇西,不仅是胸怀大略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书法家。宗法王羲之,结字严谨,点线精美,造诣不亚于当时任何一个大书法家。而且由于他的推动,唐代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成就最高最辉煌时代。其他如大诗人李白的行草,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金碧山水等,都代表了唐代书画创作的一流水平。

遗憾的是盛唐在通渭历史上几乎为空白,公元763年,吐蕃攻占平襄,直至849年,才被凤翔节度使崔珙收复战乱灾荒使得地上无遗迹,地下未见出土物。乾隆一十九年《通渭县志》记载两位唐代隐士:秦山人与孙真人孙思邈。秦山人在今石峰堡一带隐居,生平未详;孙思邈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医学家、药物学家,被誉为“药王”奉为“医神”,是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人。是否在通渭东北今天的鹿鹿山一带采药给人治病,实在无法考证,姑且当作轶闻来听了。

宋元时期,地处边塞地带的通渭战事频仍,兵燹不断,自然条件急剧恶化,大量文化遗迹遭到破坏,至今基本消亡殆尽,未留下过多的文字图画资料。宋绵州防御使铜印牌,见证着当时边关战事的锋镝争鸣。正面楷书“绵州防御使印牌”,背面“牌入印出,印入牌出”,字体骨肉匀称,秀润挺健,捺笔的写法,与宋徽宗“瘦金体”如出一辙,可窥宋徽宗瘦金体的渊源或瘦金体对当时书法的影响。元代朱书砖地券,可谓是通渭“民间书法的代表,用笔横轻竖重,笔法简单清爽,率性自然,无拘无束,给人以鲜活之美感。宋代“舂米、推磨”画像砖,表现农家妇女劳动的场面,人物比例准确,造型生动,刻画精细,是同时代画像砖中的代表之作。

元、明、清三代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得到突出发展,文人画和风俗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领域空前繁荣,涌现出很多热爱生活、崇尚艺术的伟大画家,历代画家们创作出了名垂千古的传世名画。明代后期到清代,书画的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文人士大夫用于手中把玩的手卷、册页,变为悬挂于厅堂欣赏的长轴、中堂、楹联、四条屏等。而且尺幅也变得越来越大,八尺至丈二巨匹屡见不鲜。如李南晖寿吴孺人行楷诗轴,高二米,是明末清早期较为常见的形式。中堂、对(楹)联、四条屏几种格式自清中期以来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书画最为普遍的形式。书画终于从“王谢堂前”文人的专利走向了“寻常百姓”家,社会各个阶层都拥有了不同层次的欣赏者,激发着人们创作、欣赏、收藏的热情。科举取士,虽看重文章,但书法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个人命运。纵观清代三百年,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位的,几乎没有几个不是学优登仕的官吏。浓墨宰相刘墉,淡墨探花王文治,廉吏钱南园,帝师翁同穌等,无不是这样。而明代文征明,据闻就因书法不过关而名落孙山后发奋学书,成为一代大家。书法与命运如此必然的联系,无形中助推了士子的学习热情,所谓天下进士及第者皆书法家。现在能看到的古代书法作品,翰林、进士之作,远远多于专业书画家所作,也足以证明。

通渭明清两代科举,走出了“八进士四十四举人”(应该是七进士四十五举人,特更正之)。著名的如明代开封知府王瓒及其孙四川阆中知县王德光,行人李鏊,山西洮州知府郭峻,清代学者王希且,四川威远知县、大儒李南晖,解元张翼儒,广西南宁知府南炙曾,湖北宣恩知县张毓秀,陕西靖边知县丁锡奎等。值得一提的是四川按察使牛树梅及其家族,一门先后走出了牛星焕(名士,作醉管祖,牛氏家族“耕读之业”奠基者)、牛鲂(康熙四十四年举人,星焕子)、牛鲁、牛增懋(贡生,作麟父)、牛作麟、牛树梅、牛树桃、牛树楠(副贡生,著《浑天仪图说》《闰月定四时》,树梅从弟)、牛瑜、牛瑗、牛辉如(监生,议叙布政司理问,树梅从侄)、牛士翘(字楚材,民国二十年任通渭县长,牛瑗子)、牛士颖、牛剑秋、牛海秋、牛练吾、牛钊等名流,这样的门庭,即便在繁华富庶,文化发达的江浙一带,也是可以书写一笔的。此中人人,既是文化精英,亦不乏书法名家丹青高手。可惜事随人迁,由于地处西北贫瘠偏远之地,兵乱匪患连连不断,人民群众生活居住条件极其恶劣。他们所创作的大多数书画墨迹,在各种动乱中灰飞烟灭,留存至今者已不多了。据清乾隆二十六年修《通渭县志》记述:明王德华“楷书整严,望之有正人君子之风”,张东阳“终老林泉,琴书自怡”,清王希旦“工书,楷草日以课训”,“书法最精,至今有宝重而珍藏之者”。外籍在通猬为官的也有不少书画家,如铁珊、邹泽、詹廷镛、窦金声等,或多或少在博物馆、民间都能见到他们的墨迹。而最以书法名世的,无疑首推乾隆年间任知县的“胶东五凤”之一冷文炜,以及清末进士消政府通渭最后一任知县张孝慈、渭南道尹向燊。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科举取上制度也随着被废除,与科举关系紧密的书法,失去了敲门砖的功利作用。西方现代硬笔书写工具的传入与普及,在实用中已逐渐代替了毛笔,使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书法也失去实用功能,毛笔几乎完成所负使命,退出历史的舞台。只有少数把书法视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艺术的爱好者,在努力为之奋斗,书法又回到了象牙塔。尽管如此,此时的书法家毕竟都是清朝的遗民,他们所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国学底子。身处乱世,各自经历不同,形成不同风格的书法风貌。通渭此时也出现了几位有成就的书法家如牛剑秋、牛士颖、赵文炳、党法宗等。而绘画作为旧文人的一种雅好,不温不火地在民间流传着。牛兴元“牛葡萄”、令雨田“令兰草”、和维鼎“和竹子”、黄子春“黄人物”、卢敏天“卢博古”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民间画家。举人孔宗尧之后孔思谦、孔履谦弟兄二人,皆为当时著名的山水人物画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建国之初新政府对文艺工作即投入了极大热情,1949年6月30日至7月28日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7月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郭沫若为主席。中国美协亦于7月2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选举徐悲鸿为主席。而书法却没有美术那么幸运,建国至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这一时段,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沉寂期。一方面,毛笔的书写经民国后更进一步为硬笔所代替;另一方面五四前后一些学者“取消汉字”的呼吁以及书法是否为艺术争论的影响,导致对书法艺术的轻视,以致作协、美协成立三十年后,才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在这三十年中,书法既无太大实用价值,又不被看作艺术,学习者自然就少而又少了。但通渭似乎是例外。这一时期,通渭书画创作虽然不像当今这么普及,但却出现了张维垣、党黉、高乃温等名家。张维垣山水、花鸟、书法都有很高的造诣,党黉的行草、高乃温的草书,与同时期全国书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而鲁迅艺术学院教授李巍下放到通渭,对通渭书画艺术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中,书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特别是书法,1981年5月9日,中国书协在北京成立,选举舒同为主席,书法进入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全面复兴期。从城市到乡镇农村,各个阶层不分职业不管年龄,数以万计的人投入到书法艺术活动中去,从普及角度来看,书法已大大超过了其它艺术门类。通渭书画之热,更是如火如荼。当时的代表书画家张守忠、魏岗、李济畅、张尚质、刘铎、魏岳嵩、何钰、冉万昌等,是艺术创作的中坚力量,对通渭书画的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可以说当今活跃在书坛的中青年一代,是受他们影响和耳听着他们的大名成长起来的。1986年兰州五泉山甘肃美术家画廊举办的“通渭书画展”,是甘肃历史上第一个在省城以县为单位独立举办的书画展;1992年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通渭农民书画晋京展”,著名画家张仃题写展匾,原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耿飚出席开幕式并剪彩,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专门打电话祝贺,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参观了展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16家新闻单位报道了展出盛况,通渭书画香京展取得巨大成功,为通渭赢得了“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的殊荣,荣登全国首批6个“书画艺术之乡”之列。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通渭书画从县、市、省一步步走向全国,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书画展览,成为新时期体现国家、地区、个人节画艺术水平的最重要、最主要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说,书画作品的价值、书画作者的价值,是通过展览而得到确立的。美术界的全国美术展、新人新作展等,书法上的兰亭奖书法最刻展、全国书法篆刻展,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以及各种单项限、挂名商业展等名目聚多的展览,成为当今书画繁荣的重要标志,也为书画家提供了展示自身价值的舞台。牛忠、何胜江、司俊杰、王志宾、殷望成,线春贵、杨宝泉、张晓燕等中青年书法家的作品多次入选全国书法展并获奖,在中国书协举办的各类活动赛事中,几乎每次都能见到通渭作者的作品。较为重要的如牛忠获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获奖提名,殷望成入展第二届兰亭奖书法展,殷望成、何胜江、司俊杰入展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牛忠、朱鹏飞入展第九届全国书法篆刻展,李志强入展第十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张兴国、王铭、曹瀚、张宪文、何迟、韩枫等中青年画家在全国美术展览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张兴国连续入展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美术展,韩枫的雕塑《血肉长城》获“英雄台儿庄”抗战主题国际大展银奖,矗立于台儿庄抗战纪念广场,《鹞鹰报国》参加中国当代雕塑作品邀请展,置立于长白山景区等等。与老一代相比,他们的创作更专业化、艺术化、多面化。2013年1月,通渭被中国书法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这是国家最高协会团体,对通渭书法成绩的充分肯定。至目前为止,通渭县内和通渭籍在外书画家,5人为中国美协会员,37人为中国书协会员。这个成绩,在全国应该是不多见的。当然书画艺术水平的高低,远不是以加入中美协或中书协为标准,但在目前展览体制下,这似乎是官方与民间共认的评判准绳。

近几年,通渭在书法、美术理论与教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呼喜江发表美术理论、评论文章近百篇,有《人物头像素描教学》《中国油画家风格论》《油画》等著作。厦门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书法家张克锋在书法理论、评论方面用力较多,曾参加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并获三等奖,著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书画的会通》《大学书法》(合著),发表书画理论、评论文章十余篇。由田永丰、张克锋、刘小农参与编写的甘肃省九年义务教育《写字》课本,已作为通用教材在全省中小学使用。安庆吉、曹瀚、祁国栋、郭殿声、司俊杰、杨田盛、刘小农、杨宝泉等人的文章,不时见之于专业期刊。

篆刻是文人书画所不可成缺的内容,同时又是自成一体、与书画鼎足而立的一门艺术形式。但通渭从事篆刻的人一直较少。曾见李南晖刻有“寸心千古”一印,可能也是偶尔为之,一木不成林,再未见有记载的其他篆刻家和传下来篆刻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有冯国屏(福建籍)、刘尚贤等少数几人凑刀刻印,但与书画还不能相提并论。九十年代,刘小农的篆刻相继参加了全国性书法篆刻展,取得了一定成绩。近年也有青年爱好者加入了篆刻的行伍,但与庞大的书法、美术爱好者相比,还是略显单薄。

摄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与书画虽有不同的表现语言与手法,但都属于视觉艺术,在通过图像画面表达作者对某事某物的思考与感悟,且可视可赏方面,与书画有着相同之处。以陈维山、牛恒立等为代表的通渭中青年摄影家,在全国摄影界具有一定影响。陈维山先后历时近十年时间,拍摄的以洮河流域百余座水磨房不同季节的影像,结集为散文摄影集《水磨房:渐行渐远的风景》,为全国首部水磨房专题影像文本,获得多项殊荣;《陇南文县池哥昼(组照)》,获“我们的精神家园:2011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大展”银奖,先后两次获得甘肃省敦煌文艺奖,两次甘肃省摄影“奔马奖”。牛恒立《我们的家园》《转经者》《佛门盛事》《雪域盛事》《共享》等作品分别入选英国、葡萄牙、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年都乎人的於菟舞》获中国民俗摄影协会第四届“人类贡献奖”传统礼仪类文献奖等等。此外牛国荣、张子斌、刘亚娜等人的作品,在各级摄影展览中,也取得了定的好成绩。

近三十年来,经过历届领导和书画经营者及书画作者的共同努力,书画已成为全县的独特文化产业。“翰墨飘香,书画通渭”是这几年叫得最响、人耳最多的一个词。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县上发动各方力量,先后投资建成了文化大楼、文化广场、秦嘉徐淑公园、通渭悦心国际书画村等书画创作和经营基地;成立了文联、作协、书协、美协、摄协、文化产业投资公司、文化产业办公室、书画院、美术馆、文化产业协会、教育书画协会、硬笔书法协会等书画组织机构。在田园风光和民俗风情较好的农村建立了20多个书画摄影采风基地。

历届通渭书画艺术节掠影

2011年始,通渭县“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通渭书画艺术节”,邀请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书画家、书画经营者,到通渭采风交流,书画艺术节已成为通渭固定的一个节日和品牌。2012年,中央电视台八集大型纪录片《中国书法5000年》,对通渭的书法进行拍摄采访并在央视国际频道播出。2013年,由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山东广播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纪录片《我们的十艺节》在山东卫视播出,在《大美中国篇》中,节目组用较长的时段专题采访播出了通渭书画的历史渊源和传承发展。2013年,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成立及全县书西产业发展情况;书画频道在通调正式免费开通,并在悦心国际书画村隆重举行开通仪式和书画频道进万家走进通调签约仪式。2014年8月举办了“书画频道进通调,名人采风到农家”第四届书面艺术节。通渭书画对外的宣传效应,不断扩大。

通渭书画兴盛的另一个标志是交流如云,接连不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应邀或慕名来通渭采风、考察、艺术交流、商业交流的全国各地书画家为数众多,已难准确统计。王蒙、贾平凹、汪国真、杨晓阳、范迪安、范扬、张道兴、刘正成等多位文学、书画知名人士曾一次或数次莅临通渭。这些全国各地书画家的到来,为通渭书画家带来了新的观念、技法和信息,活跃了气氛,提高了兴趣,增强了信心,使他们在交流学习中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这样持续的、大规模的交流活动,扩大了通渭书画在全国的影响,提高了通渭书画的知名度,也因此引起了地方及上级行政部门及有关领导的重视。多年来形成的爱好书画的良好风气,为书画作者、爱好者、经营者创造了学习、交流和经营的理想环境。所有这些,都无疑促进了通渭书画事业的快速发展。目前,通猬已初步形成了集创作、交流、装裱、销售为一体的市场化格局。全县现有画廊和装裱店四百多家,从业人员近万人。书画作品交易辐射陕西、宁夏、新疆、青海、内蒙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书画作品集散地已初步形成。山东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家乡高密市书画长廊宣传语为“三贤故里,四宝之乡;远学通渭,近学青州”,通渭在全国书画界的影响力,已越来越彰显。

曾经束之高阁存在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书画,在通渭已不仅仅是供少数人雅玩赠送的艺术品,其作为商品的一面显得越来越突出,书画家既是艺术家,更是商品生产者。而县党政部门也把书画作为向外宣传推介的最重要品牌,招商引资的支柱产业,通渭与书画已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雅好书画的传统风俗,书画作品的商品转换,党政部门的政策引导,使得通渭书画热成为全国不多见的一种文化现象,被业内人士称之为“通渭现象”。

在通渭这块自然条件十分严酷,曾一度连温饱都难以保障,所谓“苦甲天下”的土地上,何以能出现“通渭现象”这样的文化盛事?原因应该是复杂多重的,如特殊地理环境、悠久历史文化、县内名人效应、重视教育培训、经济带动导向等等,这里无需过多的探究,但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通渭人对传统文化的崇尚。

通渭地处大西北黄土高原腹地,境内山梁起伏,沟壑纵横,干旱少雨,土地贫瘠,植被覆盖极低,为“光村赤地”之区。有史以来至解放初,境内战乱频繁,人民所受苦难,罄竹难书,乃多灾之地,多难之民。交通闭塞,经济单一,一直以来大道不通,车不畅行,驼不成队,没有商业贸易,祖祖辈辈靠土地种田吃饭,只有零星的箩笼加工、锅碗修补之类手工业和私人作坊等。人口构成单一,除马营镇有不多的回民外,县内全为汉族。正因如此诸多的原由,完好地保持继承着儒家思想为根的传统的农耕文化。以渔樵耕读为特点的农耕文化,是中国存在最为长久、广泛的生活方式。其思想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勤俭节约。通渭虽然贫苦,但一直以来重视教育,崇尚礼仪。据《甘肃民族志》载,县人自古“尚义轻生”,“士勤读书”。乾隆年间曾被陕西巡抚誉为“政事、文章最优”。而文人士大夫修身的“诗书画印”,自然是爱读书的通渭人所向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既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是通渭人最理想的家庭,许多人家大门上镌刻的“耕读第”三个大字足以证明。不仅家里有耕有读,而且还要挂有书画,“家中无字画,不是通渭人”“家有冷字不算穷”,收藏有“冷爷”的字,就算家庭再穷,精神上也是富有的。通渭人对书画的认知,更重在精神层面,说到底是对文化的崇尚。

通渭名为“书画艺术之乡”,实际也是“文化之乡”。在兰州经营古书画的张东平先生曾深有感慨地说过,他店里来的收藏家,当知道自己是通渭人时,好多人的第一句话是:“通渭是个文化县,”然后才说通渭的书画如何不错。我们随便到一个乡下,乡里好多老人甚至妇女,并不一定识字,但都能知道巩翰林(巩建丰,甘谷人,李南晖老师)、隍爷(李南晖)、牛青天(牛树梅)其人其事,说起与书画有关的故事,都会滔滔不绝。十多年前,笔者在襄南镇曾见到这样一个家庭:这家人非常贫困,修不起土木结构的房,住的是土窑,但作为上房的土窑里却挂满了书画,因为窑墙拱形不好挂画,这家主人就在画上拦了几道绳子,才勉强把画挂在墙上。我们劝主人卖掉一两幅画,这样就可以换一座窗明几净的大上房了,可主人直摇头,说舍不得。神奇的是,这家女主人一字不识,竟能把墙上书法的内容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原来看画的人多了,他们常对着画念内容,女主人自觉不自觉地就背下来了。如果不是真心喜爱,她能记得如此真切吗?可以这样说,在通渭,好多人因没有机会读书受教育而不识字,但你不能说他(她)不懂艺术,没有艺术修养,没有文化素养,他(她)们对文化、对艺术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崇敬,并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兴趣和悟性。

儒家思想为根的传统农耕文化在通渭完好地保留,渔樵耕读是生活,诗书画印是修养。作为一种拥有知识修养的身份符号,通渭人对书画近似信仰般尊崇和痴迷,一代一代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形成。在比较困难的年代里,温饱都是问题,因此没有几个家长会想到有意识地把自己孩子培养为书画家,但通渭的孩子一到外地上学,很多都会成为班上字写得最漂亮的。外地来通渭工作的政府官员,初来时对书画根本不知或不感兴趣,几年的熏陶,有的不仅成了书画鉴赏家、收藏家,有的还拿起毛笔亲自操练,当起书画家。这就是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是书画在通渭的魅力所在,是“通渭现象”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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