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是坐落于河南、河北两省交界处的一座城市。近代以来，它如同北方其他城市一样，安静地徜徉于华北大平原的母腹之中，冬春交际，也会默默承受着沿太行山麓吹来的凛冽朔风，沉寂得一如冬日暖阳里晒懒儿的老人，从未显出惊人的特别来。然而正是这座不起眼的北方小城，当遮掩它眉目的面纱一经掀开，却使世界震惊，其间发生的殷墟考古发掘更是直接催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四大显学之一——甲骨学的诞生。当一座失落三千年的商代都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对它的发掘也随即成为中国考古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被认为是首次由中国政府独立组织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活动，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端。

“洹水南，殷虚上”

商，这个自称“大邑商”“天邑商”的朝代，虽然在历史上很有名，但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对商代历史有价值的记载却只是一鳞半爪。在殷墟发掘之前，人们对商代的各种想象、猜测往往来自于书斋，没有确证，甚至对于商代都城位置的推定也是众说纷纭。因为商代徙都频繁，历来有“前八后五”之说，其中“汤居亳，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耿，南庚迁奄，盘庚迁殷”。盘庚之后，商代都城基本上确定在“殷”这么一个地方，再无迁徙，且历时最长，史书上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越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因此，商朝也被称为殷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曾煊赫一时的商都湮没无闻。由于去古甚远，人们已无法确知它的具体位置，而史书中也只在《史记·项羽本纪》里留下一个模糊的记载：秦末战乱，失败的秦军将领向楚军求和，“项羽乃与（章邯）期洹水南殷虚上”。

直到十九世纪末，1899年的一天，时任国子监祭酒的清朝官员王懿荣偶然在买回的称为“龙骨”（龟甲和兽骨）的药材上发现了类似于文字的刻画符号。凭借着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他推定这是失传已久的上古文字，并派仆人将药店中这类“药材”悉数买回，加以研究。次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然而“龙骨”上有古文字的消息却在当时金石之风甚盛的北京广为传播，其中清末的金石学家罗振玉就是受此消息鼓舞极大的一个人。痴迷于金石研究的他派家人赶赴当时“龙骨”药材的原产地彰德府（今安阳市）寻找其出土的确址。狡猾的商人为了垄断药材进货渠道，诡称产地在内黄、汤阴一带，使他们对甲骨产地的探寻大费周章。几经周折，罗振玉终于弄清甲骨出土于安阳附近的小屯村。至此，甲骨的产地终于大白于天下。

此后，各地慕甲骨之名前来求购的人越来越多，这种“龙骨”也随之身价暴涨，从之前的每斤六文钱涨到带字甲骨每字二两银子。当时的许多官员、学者乃至外国传教士都以拥有这种“字骨头”为荣。他们都不惜重金，在安阳买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甲骨，以供研究或玩味。由于甲骨市场的火热及暴利刺激，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盗掘和伪造活动。截至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调查发掘之前，有史可查的大规模的盗掘活动共发生过九次，大量甲骨出土并流入富商或外国人手中。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诸多甲骨出土流散的同时，中国近代考古人才逐渐成长起来，一批文化教育机构也相继组建并开始其有效的行动。1928年，史语所成立，傅斯年任代理所长。傅斯年其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极具才华，毕业后赴英、德留学，学习了哲学、历史、语言、比较考古等学科，因此既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具备对西方科学思想和方法的透彻了解。甫任所长，傅斯年就提出令学界震动并至今为中国考古界奉为圭臬的一句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力倡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以“走路和活动去寻找资料”，从而获得新的科学知识。安阳殷墟就是在这种思想理念的引导下进行了为期九年、前后十五次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活动。

傅斯年一到任即委派董作宾急赴安阳，开始了对甲骨产地的探查活动。董作宾在经过仔细的调查后，发现殷墟小屯遗址仍留存有大量遗迹遗物可供发掘，他立即呈文中研院，并与傅斯年经过反复磋商，不久便获准在安阳进行发掘活动。1928年10月，在获得1000块银元的发掘经费后，董作宾带领一个由六名队员组成的工作队，开始了在殷墟首次短暂的试探性发掘任务，共出土有字甲骨784片。

之后，殷墟发掘的领导权逐渐过渡到当时留美攻读社会学、人类学的归国博士李济手中，在这个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人物领导下，殷墟又相继开展了多次发掘活动，殷墟的发掘也逐渐走上更加正规的道路。其中，地层学的知识首次被运用到中国的考古活动中，并实施了至今仍被沿用的探沟发掘法，当时每天记录考古日记的工作规程直至今日也还被考古工作者沿用着。在历次的发掘活动中，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石璋如等人次第担任领队。参加者也有很多，重要的如王湘、吴金鼎、刘燿、高去寻、尹焕章、胡厚宣、夏鼐，等等，这些恰逢其会的考古工作者日后多数都成长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名家巨擘。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在这些专业的考古学家带领之下，殷墟大量的遗址遗迹被科学地发掘出来，出土物品包括陶器、甲骨卜辞、骨角器、玉器、车马器、兵器、青铜礼器以及殷商宫殿建筑基址、王陵、殉葬坑等遗址。当发掘工作进行到高潮时，考古工作队每天要雇用民工五百多人，发掘面积扩大到八九千平方米，最大一次的发掘面积甚至达到九千六百平方米，这些在中国考古史上都不失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伴随着发掘工作量的增加，重要的遗存也相继重见天日。在侯家庄西北岗商代王陵的三次发掘活动中，墓道中残存的大型青铜方鼎被发现，各色雕刻细致的动物形石器也陆续被清理出来，其中一个跪坐着的人体残部石刻也从盗坑的回填土中被找出。与此同时，商代血淋淋的“人牲”殉葬礼俗清晰地跃入人们的视野。李济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已发掘的400多座墓中的死者葬前肯定已被砍头。”“特别使人惊异的发现是，在所有大墓的木椁上面的墓室内和墓道中，有一组组、一层层砍掉头的骨架和头骨埋葬在一层层的夯土中。弄清每座王陵中被屠杀牺牲数目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第十三次发掘活动中，大型车马坑群也被发现，M20车马坑中完整的马车和四匹马的遗骸出土，证明这个坑从未被扰动，而在其旁边类似的车马坑还有四个。除此之外，著名的H127坑的惊现使发掘工作的成就达到了顶点，在这个地下贮藏坑里，埋藏有数以千计的有字甲骨，被称为“地下档案库”。当时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动用大批人力才将其整体搬移到火车站，历时八天才用火车运送到史语所。

在历次发掘活动中，殷墟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有数十座重见天日。从夯窝和柱础的位置来看，这些建筑联系紧密，工艺繁复，排列有序，且多数建筑在规模宏大的夯土台基上。此外，宫殿宗庙区的外部配以宽达十到二十米、深约五至十米的防御性壕沟，这种雄伟壮观的场景不禁使我们想起《诗经》里的那句赞美商都的诗句：“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从1928年殷墟开始发掘至今，近九十个年头业已过去，指顾间中国的考古事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我们不该忘记的是，在这殷墟、在这洹河畔，当年那群意气风发的考古先辈曾栉风沐雨、不辞辛劳地带我们一步步走近三千年前的那个古老文明的功绩，他们当同这殷墟一起被载入中华文明的光辉史册。（周阳）